以史为鉴，美国从贸易战中得到了什么？

2025年一季度，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频繁挥舞关税大棒下，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急剧上升至477.91，远远突破此前在2018年三季度创下207.44的历史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意孤行，将全球经济环境和贸易关系推向高度不可预测，其自身又从中得到了什么？以史为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发动的贸易战已给出了最好答案。

首先，美国通过贸易战实现贸易平衡了吗？答案是没有。从理论上讲，虽然关税会影响贸易流动和价格水平，但一国的贸易平衡最终是由国民储蓄和投资之间关系驱动的——如果一个国家储蓄多于投资，就会出现贸易顺差；如果投资多于储蓄，就会出现贸易逆差，而进口则有助于满足国内需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美国近十年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至2024年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虽然美国大幅提高关税会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并减少贸易量，但关税不会直接影响美国国民储蓄和投资水平，更不会缩小美国储蓄—投资缺口。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数据：在2003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约280亿美元，同期进口商品总额约1520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240亿美元；至2018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约1200亿美元，同期进口商品总额约5380亿美元，贸易逆差为4180亿美元，达到历史峰值；2018年至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分批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至2019年覆盖了66.4%的中国输美商品，导致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2017年的3%左右增加到2021年的12.5%左右，并在此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到2024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上升至1430亿美元，同时进口商品总额下降至4380亿美元，贸易逆差收窄至2950亿美元。但尽管在2018年后中美贸易逆差出现收窄，美国与其他经济体（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等）的贸易逆差显著增长，美国依然稳坐全球第一大贸易逆差国。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数据，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达3330亿美元。因此，美期望通过加征关税来实现美国贸易平衡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美国通过贸易战提振国内经济了吗？答案也是没有。从理论上讲，高进口关税虽然能增加美国财政收入，但也会显著增加企业和消费者成本：进口关税由美国国内进口商支付，如寻求替代品，美国进口商也需要承担重新谈判和寻找货源的直接成本；长期依赖高关税保护还将导致美国本土企业效率低下，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此外，高进口关税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福利，如无法寻求替代品，则美国消费者将承担大部分价格上涨的代价，从而加剧国内经济通胀压力。因此，从总体计算，大家普遍认为美国高关税的经济成本远远超过美国政府收入和其他收益的总和。

对于2018年至2019年贸易战对美国国内的具体经济影响，国际社会已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美国进口保护带来的任何就业收益都被更高的生产成本和报复性关税所抵消，最终损害了美国工业；至2018年年底，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公司每月面临32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和14亿美元的效率损失，在抵消关税收入和国内生产者收益后，美国每年的实际损失为72亿美元，占GDP的0.04%左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一个单位，美国资本存量增长就会减少1.57%，2018年至2019年两年内对美国GDP总体影响将接近负0.3%左右；美国消费者几乎承担了关税的全部负担，此外，对中间品征收关税直接增加了美国制造商的投入成本；美国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大豆、玉米和猪肉，加征关税给美国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与没有加征关税的基线情景相比，2018年至2019年加征关税导致美国GDP减少0.2%、资本存量减少0.1%，并损失14.2万个全职等效工作岗位。

最后，美国通过贸易战大规模重组供应链了吗？答案还是没有。尽管一些理论研究认为，关税也可以成为全球贸易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的强大激励措施，从而为第三国创造机会并改变全球贸易模式，但是，高关税推动的贸易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的后果，往往是进口商被迫从成本较高而非最具竞争力的供应商那里采购商品，从而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和经济效率降低，并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低效利用和国际市场扭曲。而更为关键的是，当难以寻求合适的替代供应商时，高关税也不可能大规模推动贸易转移和供应链重组。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数据，2018年至2023年期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关税商品下降了2050亿美元，其中净需求减少280亿美元，剩余1770亿美元转移到其他经济体的替代供应商，包括越南约420亿美元、加拿大约390亿美元、中国台湾省约320亿美元、韩国约200亿美元、墨西哥约170亿美元、泰国约140亿美元、印度约120亿美元、其他经济体约10亿美元。尽管出现分流，但在2024年美国净进口前两名的高科技产品类别中，中国依然是美国最主要的机械产品和电子产品供应国，机械产品占比超过六分之一、电子产品占比接近30%，主要原因是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缺乏取代中国高科技产品供应商所需的工业能力和供应链整合能力。而转移向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南亚以及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的主要是服装、鞋类、玩具和家具等中低科技和低价值产品。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即陆续宣布拟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对中国累计加征20%关税、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铝征收25%关税、对从加拿大进口钢铝征收50%关税，并在4月2日宣布广泛针对每个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这些举措引发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全球贸易环境迅速恶化。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4月初，世界各经济体已累计宣布712项歧视性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而其历史峰值2023年全年仅有902项，2019年也仅为289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的关税将使普通美国家庭每年损失超过1200美元；耶鲁大学估算，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将导致美国家庭年均消费支出增加3800美元。而预计美国对全球加征关税的全面影响将在2025年下半年才会逐渐显现，届时美国也将重蹈2018年至2019年贸易战覆辙——实现贸易平衡无望、GDP下降、资本存量减少、经济效率低下、就业岗位流失，美国普通民众和企业将承担最终恶果。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