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城特区在贸易战背景下对“出海”中企的价值分析与建议

摘要

自4月2日以来，美方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在多重压力下频繁变动，意味着特朗普政府面临政治经济“双输”局面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国坚决反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并积极展开与各国的紧密合作。预计我国将在对外经贸方面采取四个对策：首先，通过构建自贸协定网络，打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经贸环境；其次，在对外投资领域，推行“有组织的多元化出海模式”，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适时、有序地拓展海外市场；再次，在商品贸易领域，加大跨境电商出口力度，既稳定对美贸易，又积极开拓非美市场；最后，在服务贸易和数据贸易领域，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研究发现，中美之间的“经济持久战”对斯里兰卡和港口城特区带来的机遇大于风险，斯里兰卡是各国企业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避风港”，港口城特区“离岸贸易金融中心”的定位对“出海”中企具有巨大而独特的价值，可为上述对策提供海外落脚点。

一、美方“对等关税”政策现状及趋势

（一）美国对全球各国加征“对等关税”政策多次反复

4月2日（美国东部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税率10%的“基础关税”基础上，再加征税率不等的“特定关税”。同日，美方还再度宣布自5月2日起暂停中国（含中国香港）产商品的800美元低值包裹的“小额豁免”资格，每件包裹的税率分阶段提高到200美元。9日（原计划实施“对等关税”的当天），特朗普被迫暂停90天实施对各国加征的“特定关税”，但已开征的“基础关税”继续有效。其中，仍对我国加征税率为125%的“对等关税”（总平均关税税率约170%，个别商品适用税率达245%）。

然而，对作为中美贸易重要成分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关税政策出现反复。2024年，我国上述产品对美出口金额约1096亿美元，在当年我国对美全部出口商品的占比为21%。其中，我国对美出口的上述产品在美国进口该类产品全部金额中占比均在66%以上。11日，美方宣布对包括中国原产的计算机、智能手机、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等部分产品豁免全部“对等关税”，现行税率为45%（税率为25%的“301关税”和税率为20%的所谓“芬太尼关税”两类叠加）。但14日美方宣布对上述产品启动232条款调查，作为尽快恢复征收关税的法律基础。

美国政府再度将关税政策与对华地缘政治和科技打压目的捆绑。4月15日，美媒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利用谈判向70多个国家施压，以满足“围堵中国”要求作为谈判条件之一。近日，英伟达、英特尔和AMD公司陆续披露美国政府已进一步限制其向中国出口AI芯片。美方为迫使中方与之谈判的目的而采取继续极限施压的手段，只能起到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特朗普政府面临政治经济“双输”局面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随着美国国内对"对等关税"政策的反对声浪和行动不断升级，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在“对等关税”政策引起美国资本市场猛烈下跌后，特朗普坚称其目标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阶级的“制造业回流”，其政策“良药苦口”，希望美国企业和民众忍耐。做出关税不延期实施、不与各国谈判的强硬姿态。但在我国于4月4日率先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后，特朗普在来自工商界、华尔街、学术界以及普通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软化立场，政策出现多次反复。近期，美国政界质疑“对等关税”声音高涨，并诉诸司法行动。除两位前任总统奥巴马和拜登、财政部长耶伦激烈批评特朗普外，16日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罕见地明确警告“对等关税”政策带来的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后果可能即将显现；同日，美国加州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特朗普政府征收的关税无效并禁止其实施。

世界各国普遍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困惑后，对“对等关税”政策理念的认识已比较清晰。政策本质仍然是“讹诈”或“极限施压”的手段，主要谈判筹码是美国消费市场（每年进口商品价值约3万亿美元，全球最大单一国家市场）；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攫取本属于各国的权利、财富，方式是以双边谈判对各国“各个击破”，“量身定制”的要求包括加大对美直接投资、强制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本币对美元升值或承担全部加征关税等。这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认为越南提出的双边贸易零关税建议“远远不够”可见一斑。因此，美国与几十个国家对一对一谈判具有“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的性质，双边利益难以平衡。

当下，虽然特朗普连续做出的“关税可谈判”“暂停90天”“消费电子产品豁免”的政策反转暂时缓解了所面临的压力，但也造成各方对美方政策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性。一是各国企业（包括美企）在未最终明确各国“对等关税”的税率高低、是否永久加征之前，在美直接投资的决策只能观望、推迟行动，从而引起美国国内投资下滑；目前约25%的美国企业已计划在2025年削减资本支出和招聘规模。二是美国进口商也只能推迟从各国的采购（除生产运输周期短于90天的商品外），从而造成期间美国国内商品相对短缺，引起物价上涨；有预测表明2025年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可能会被关税推高至3.9%，较去年底的2.6%大幅上升。

可见，时间不是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朋友，而是敌人。在原定4月9日加征“特定关税”计划暂停后，各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基础大为动摇，90天内谈判的难度更大。近日，日英澳三国作为美国“盟友”，先后表示将在谈判中不会屈从压力、坚决捍卫本国利益；英国更是宣布将近期与中国重启2018年以来停顿的关键经贸对话。除非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否则90天内与多数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4月15日，美方主持关税谈判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90天内可能无法完成与主要国家完成关税协议谈判。

然而，美国与各国谈判周期越长，经济滞胀程度也会越深，自身发生一场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高，共和党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特朗普在余下的任期里被民主党处处掣肘（或遭弹劾）的可能性越大。

国家不管是反制美国还是和美国谈判，都是各国的主权事务，中方没有任何意见。但如果谁拿着中国的利益去给美国当投名状，中国绝不答应！”

二、我国将采取的对策研判

（一）以自贸协定网络塑造对我友好型国际经贸生态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货物贸易呈现快速“脱钩断链”趋势，并向服务贸易和科技领域延伸。将来，即使两国之间的高关税有所降低，贸易战也仍有较大可能从一时的“热战”转为长期的“冷战”。在上述情境下，我国与非美国家和区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其可行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可行性角度。首先，特朗普政府多次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行为，使得以其为核心的贸易体系内交易成本陡增、风险高企，其所领导的贸易生态将逐渐消融。其次，在美国以“对等关税”等政策严重破坏了曾由其主导创建的WTO全球统一贸易投资规则的情况下，所有非美国家仍强烈需要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以降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的交易成本，因此必须要有国家出面维护其权威。再次，美国商品进口额仅占全球的13%，远低于非美国家市场规模，印尼等部分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是中国；其中，我国2024年货物进口额约2.56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一大工业国，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均具备单方面开放的国家实力。

从必要性角度。美方有很强的动机将限制各国与中国经贸往来作为“毒丸条款”塞入双边贸易谈判中，胁迫各国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关税与投资政策、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目前陷入困境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很可能无力阻止这一情况发生。

从紧迫性角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依赖严重的各中小经济体几个月内将出现经济下滑的现象，在缺乏对美谈判筹码的不利条件下，面临与其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巨大压力。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尽快达成协议，发出威胁称：未在90天内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将恢复“对等关税”。各国有被特朗普政府“逐个击破”的危险。然而，如该国有与我国达成互利贸易协定的预期，即可作为其与美国谈判的有力筹码，从而更有底气维护自身政治经济自主权和利益，更有信心拉长谈判周期，更有勇气对冲美方的经济胁迫。

因此，预计我国近期将抓住战机，重点与被“对等关税”威胁最大的非美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开启以我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的单边开放原则开展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包括CPTPP），在维护WTO权威的前提下积极塑造与我友好型国际经贸生态，争取做大做强，继续推动美国缺席的再全球化进程。

（二）在对外投资领域采取“有组织的多元化‘出海’”模式

在中美贸易战向“经济持久战”演变的情境下，两国较量的是各自经济体系的韧性。后者由三个层面的力量支撑。其中，宏观层面来自一个有全球竞争力、完整、大规模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观层面来自众多的、由本土企业作为“链主”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微观层面则来自一个个可利用境内境外资源要素、进入境内境外市场、更高效创造价值的本土企业。三个层面的力量越足，我国的经济韧性越强。

这就要求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实施“有组织的多元化‘出海’”模式，由国家顶层设计、地方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和企业集群式“出海”。可采取如下策略：

首先，政府主导创建我国主导的全球创新生态支持新质生产力企业发展。自2020年12月特朗普签署的《外国公司问责法》以来，我国创新创业企业逐渐被美国政府从其主导的全球创新生态中系统性剥离，已经对我国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成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造成冲击，且还在持续。2025年2月，特朗普签发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再度将审计监管武器化；4月9日我国对美实施对等反击后，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公然威胁将中概股从美国资本市场摘牌。

然而，因全球创新生态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国际制度协调层级高、经济正外部性强、而自身经济性弱的特点，只能由政府主导创建。有鉴于此，政府宜引导境内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企业到位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设立子公司，并以“两国双园”的思路促进资源要素的跨境流通、实现贸易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以在此空间载体上建立起我国主导、规避美国管制制裁与市场打压、集聚全球要素、降低专业服务与金融服务供需方之间交易成本的全球创新生态。

其次，政策引导“链主”企业择时、有序地推动国内供应链多元化“出海”。事实上，在4月11日美国宣布豁免智能手机等“对等关税”的前几天，即有消息称由于85%的苹果手机在我国境内生产，受加征关税的冲击最大，美国政府在考虑豁免。这是由于苹果公司以全球一致的标准为纽带将供应链内分处各国的上下游企业组织起来，创建和控制了所谓的“果链”生态。该公司作为全球消费电子产业链“链主”的标杆企业，是美国经济韧性的支撑力量之一。

对于我国也是如此，有全球影响力的供应链产业链“链主”企业越多，经济韧性也越强。因此，一方面政策原则上支持我国“链主”企业（包括成长于我国、注册在新加坡或美国的企业）为规避关税而推动的供应链多元化出海行为，以维护其全球产业地位。另一方面，产能向境外“出海”绝非意味着从国内“出局”。在美方“对等关税”政策的命运存疑、与各国谈判前景莫测的情况下，宜以税收、产业政策引导我国“链主”企业以加强供应链安全为首要原则，借鉴德日两国保留本土制造能力的经验、吸取英美两国产业空心化的教训，在实施方式上不应将国内供应链连根拔起，而应在“中国+N”模式下，鼓励供应商将国内总部为“本尊”（强化研发营销能力、保留关键制造能力）、在境外设立各子公司（生产成品）作为规避关税的“分身”的策略，长期保持进退余地。我国光伏产业3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这一模式是可行的。

（三）在商品贸易领域加大跨境电商出口力度

我国跨境电商产业受到“对等关税”政策的冲击很大。我国是跨境电商贸易全球第一大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2.63万亿元，较去年增长10.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通过大量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商品采取了“包裹直邮”物流方式，不体现在海关统计体系内，具有影子经济的特点，只能根据各跨境电商平台披露的GMV数据大致估算不在海关统计口径内的年出口额在1500亿美元以上。

因此，跨境电商作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方式，多年来国家政策支持较大。2025年3月5日，李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加强海外仓建设”的工作任务。在美方宣布5月2日起暂停中国（含中国香港）产商品的800美元低值包裹的“小额豁免”资格、开始征收进口关税后，我国电商卖家直接对美出口商品遇阻。

“跨境电商+海外仓”出口模式有利于我国维持对美贸易、开拓非美市场。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实施三大策略。

一是采取产能多元化“出海”策略。目前，其他国家产品在“包裹直邮”方式下对美电商出口仍有“小额豁免”资格，不受美方对一般贸易加征对等关税的影响；我国企业可向“对等关税”较低的国家出口中间品、进行产能合作或设立海外仓，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使当地产成品满足美国原产地规则中的“实质性转变”标准。

二是采取海外市场多元化策略。东南亚、中东、南美、澳洲等国家和地区受基础设施、快递物流和劳动力等综合成本较高影响，电商的市场渗透率较低。但在美方加征的高额关税压力之下，上述非美国家市场对我国产品的跨境电商出口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是利用美国海关报关价的“首次销售规则”降低关税支出。我国企业可在被加征较低“对等关税”国家设立独立的分销商，在满足特定条件后，美国进口商可以采用中国制造企业的出厂价（首次销售价）、而非分销商转手销售价作为报关价，通过缩减税基的方式大幅降低商品的美国进口关税。这一策略的优点是设立分销商的方式轻资产、周期短且成本低，避免产能外迁必然带来的重资产投入、长周期与高成本。

（四）在服务贸易和数据贸易领域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在数字经济、金融、旅游等产业具备竞争优势，因此是全球最大服务贸易顺差国，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都存在顺差。2024年美国对全球服务出口总额1.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达2950亿美元。原本在继续全球化的情境下，这一态势还将持续下去。其中，中国是其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国（单一国别统计口径），2023年为265.7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9.5%左右，这与中国作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美方在货物贸易领域向各国加征“对等关税”的做法很可能瓦解其在全球服务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4月9日我国对赴美旅游、留学进行预警和适当减少好莱坞电影进口数量；4月10日欧盟强硬表态，其作为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最大来源地（从区域统计口径），已经准备好了针对美国数字服务的反制措施，如欧美“对等关税”谈判失败，可随时从欧盟层面对谷歌等美国数字科技公司开征数字服务税（目前只有法国、奥地利两成员国开征此税种）。

随着我国实体经济加大“出海”力度，生产性服务业必然要伴随“出海”、保驾护航。因此，尽管从整体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长期居全球高位（2024年为2288亿美元），但从结构看，近年来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包括ICT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等）出口由逆差转顺差，且逐步增长，2024年顺差上升至创纪录的664亿美元。将来，在产业链供应链以“中国+N”模式多元化出海、制造业服务化的双重趋势下，不仅要求境内总部加大向境外产能输出知识产权（IP）、技术和管理等服务贸易的力度，还要求金融与专业服务以全球一致的标准向位于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提供。这两个要求的满足既是中国产业升级必经之路，也符合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历史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以数字化方式交付时（即数字服务贸易）具有避税性。一是由于2024年7月WTO《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申明》永久禁止各国对跨境数字交易（包括数字服务和数字产品）征收关税；二是目前全球仅有四个国家单边开征了数字服务税，原定替代后者的OECD“全球税改双支柱方案”中的支柱一难以落地实施。在美国政府明或暗的支持下采取积极避税策略，是谷歌等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AI+”是我国产业升级、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方向，因此促进我国与各国的数据要素贸易是必要之举。从必要性角度，4月8日美国《防止受关注国家及相关人员访问美国敏感个人数据和政府相关数据的规定》的生效实施，标志着美方进一步收紧敏感数据跨境流入我国的管控力度；但我国AI大模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质量数据集，在境内此类数据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必要从境外进口数据。从可行性角度，我国开源大模型不仅数量多，且在技术上有全球竞争力，AI大模型企业“出海”受到希望建立AI产业的东道国欢迎；企业“出海”可获得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规避美国对数据与资本要素的管制，综合效果好于单纯的中外跨境数据流动贸易。

三、港口城特区对“出海”中企的价值

（一）斯里兰卡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天然“避风港”

在美国国内政治矛盾不断加深背景下，无论近期美方“对等关税”政策结果如何，中期特朗普是否在任，长期看美方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是一场经济持久战。从整体看，全球进入一个要素成本增加、交易成本提高、合规风险上升的时代。

然而在局部，斯里兰卡作为一个对大国均保持地缘政治中立的国家，是各国企业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避风港”。虽然美方4月2日宣布对斯里兰卡加征的“对等关税”税率达44%（高于其他南亚国家），将来与美谈判结果如何尚无定论；但该国如与中国达成双边自贸协定、或加入RCEP等区域自贸协定，不仅有望弥补其对美出口损失（斯里兰卡2024年对美出口总额仅为28.8亿美元），还可作为与美方谈判的筹码，改变弱势地位。

（二）港口城“离岸贸易金融中心”的定位对中企具有巨大而独特的价值

港口城特区作为中企建设和运营的一百余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唯一的离岸贸易金融中心，具有零所得税零关税、无资本管制、轻税务合规负担（斯里兰卡不是OECD“全球税改双支柱方案”和“涉税金融账户全球共同申报准则”的签约国）等优点。

中美经济持久战背景凸显了港口城特区对中企巨大而独特的价值。对国内地方政府、“出海”中企而言，港口城既可在“有组织的多元化‘出海’”模式下作为对接国内高新产业园区的境外“桥头堡”，又可作为中国电商平台和卖家规避美国暂停“小额豁免”政策下加征关税的“转运仓”，也可利用“首次销售规则”在港口城设立独立分销商作为管理贸易盈余的“利润池”，还可作为数字服务贸易中全球数字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线下“集聚地”，及作为中外数据要素流动贸易的“中转地”和中资AI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汲取全球资源要素的“加速器”。

（作者供职单位：北京中观燕园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