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关税2.0有何不同

自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利用贸易措施尤其是频频举起关税大棒，试图打造基于强制性、单边性、权力驱动而非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秩序，从而极大增加全球贸易不确定性，破坏多边贸易治理。那么，特朗普关税2.0与其第一任期内的1.0版本有何不同呢？

首先，特朗普关税2.0突破关税临时执法工具属性，致力于“关税武器”永久化和独立化。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白宫即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其贸易改革框架已经明确将关税武器化，关税用途将超出贸易执法范围，成为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的重要政策筹码。同一天，特朗普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部门对贸易逆差、货币操纵、关税豁免、出口管制、政府采购等领域进行全面审查。审查报告将于4月发布，以为制定广泛的、长期的关税政策奠定基础。特朗普还宣称计划成立“对外税务局”，主要职能是征收和管理来自外国的关税及其他相关收入。以上均表明，“关税武器”永久化和独立化意味着特朗普将从根本上重塑美国贸易战略，将关税从单纯应对贸易失衡的执法工具转变为基于美国利益而决定全球贸易动态的战略武器。

其次，特朗普关税2.0突破传统经济治理领域，致力于“关税武器”政治化和杠杆化。在特朗普采取一系列驱逐非法移民行动后，1月26日，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宣布禁止运载哥移民的美国航班入境，特朗普随即宣布对所有哥伦比亚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并将在一周内升至50%，迫使哥伦比亚同意无限制接收被驱逐移民。2月1日，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对加拿大能源征收10%的关税），对中国征收10%额外关税，之后墨西哥和加拿大被迫承诺加强边境管理并解决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问题，以换取特朗普暂停加征关税。2月1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以继续对作为美国主要钢铝进口国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显而易见，特朗普使用“关税武器”已经超越了经济理性，转而成为为解决移民、毒品等非经济问题而施加外交压力的经济胁迫手段，并企图以“关税武器”为杠杆以撬动实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从而用极低成本扩大美国利益。

最后，特朗普关税2.0突破传统贸易政策法律框架，致力于“关税武器”灵活化和便利化。美国历史上用于管理关税的主要法律框架包括：《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国际收支措施）、第201条（保障措施）、第301条（不公平贸易行为）；《1962年贸易扩大法》第232条（国家安全调查）；《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针对歧视性对外贸易限制的报复性关税），并在援引上述条款加征惩罚性关税时均需启动调查和审查程序。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即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并根据《1962年贸易扩大法》第232条（国家安全调查）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然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发起的关税威胁绕过了上述美国传统贸易政策法律框架，援引的是于1977年颁行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前身是1917年颁行的《与敌国贸易法》）。根据美国法典第50卷第1701(a)节，《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美国总统权力以处理任何异常和特别威胁，这些威胁全部或大部分源自美国境外，包括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威胁，总统针对此类威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1979年伊朗扣留美国人质、2008年朝鲜核武器扩散、2014年和2022年乌克兰危机、2019年制裁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等过程中，美国都启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加征关税，能够有效绕过传统贸易法律框架，规避国会监督，不需要启动任何调查和审查程序，从而迅速采取经济制裁措施。

特朗普关税2.0标志了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在贸易治理领域前所未有地伸展与扩张，也标志了全球最大经济体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调整乃至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同时，美国还明确拒绝基于国家安全的贸易措施接受来自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审查和管辖。其意味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正当性、程序性和可预见性将被极大削弱。尤其对于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后艰难复苏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使本已深陷负债和金融动荡的前路更加雪上加霜。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击美国的不当关税政策，维护全球贸易秩序，并通过加强南南贸易、增进区域经济联盟、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改写全球贸易规则、重塑多极贸易格局，从而早日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