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新形势下中国农企在大豆贸易领域的破局之道

面临近期出现的国际贸易新形势，中国进口大豆供应链或将面临重构，对中国农业企业形成多重挑战。本文聚焦当前中国在大豆贸易领域面临的诸多挑战，分析中国农业企业面临的供应链集中化、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风险。中国农企的破局之道在于坚持“产业升级+多元布局”策略，掌握主动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巴大豆贸易发展正逢其时

近年来，我国大豆进口量不断上升。自1995年至2024年，我国大豆净进口量从57万吨猛增至约1.09亿吨，大豆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占比从4%稳步提升至如今的84%。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自2018年起逐步减少对美国大豆的依赖。2024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仅占大豆总进口量的21.1%，较2018年下降13.3个百分点，而美国大豆库存积压达1034万吨，农民利润受挤压。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威胁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美大豆加征10%关税，导致美国大豆进口完税成本（每吨4076元）显著高于巴西（3545元/吨），价格劣势进一步削弱其市场竞争力。

2024年至2025年，巴西大豆产量预计达1.69亿吨，出口量超1亿吨，占全球贸易量的近三分之一。尽管2025年1月出口量因国内需求增加和天气因素略有下降——从240万吨降至171万吨，但整体供应能力仍远超美国。巴西的竞争优势还包括雷亚尔贬值降低生产成本、集中出口期（3月至10月）与中国需求旺季高度匹配。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4年1月至11月，巴西大豆占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的71%，而美国份额降至21%，巴西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2025年一季度，中国进口大豆几乎全部采购自巴西，这一转变源于巴西的价格优势和供应稳定性，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效应。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迅速反制，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直接加速了中国大豆进口商转向巴西的步伐。

2025年4月，巴西矿产和能源部部长西尔韦拉访华，寻求与中国企业在外贸领域的合作，强调“特朗普的贸易战为巴西创造机遇”，意图通过技术合作提升供应链韧性。中巴推动跨境交易平台建设，利用区块链技术增强供应链透明度，降低质量风险。

中国转向巴西的采购策略推动全球大豆贸易流向的重构。南美（巴西、阿根廷）产量增长（分别同比增10%和6%）与北美（美国产量增7%）形成供应竞争，导致全球库存消费比升至33%，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正加速拓展阿根廷、俄罗斯等其他大豆供应来源，并与缅甸签署大豆输华协议，分散对巴西的依赖。阿根廷通过扩建港口提升对华出口效率，2024年中国自阿根廷的大豆进口量同比增长110%，阿根廷逐步成为中国大豆供应链的补充来源。

中巴大豆贸易面临挑战

一是大豆供应链脆弱性加剧。中国农企在大豆贸易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源于高度外向型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贸易环境变动之间的深层矛盾。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80%以上。其中，中美贸易摩擦直接推动中国进口大豆来源地向巴西集中，2024年巴西大豆占中国全年进口总量的74%，形成单极供应链格局。此模式虽短期内规避了美国关税冲击，却将风险也一并转移至南美的生产体系。

虽然巴西政府的外贸政策相对稳定，但巴西大豆主产区近年频繁遭受极端天气冲击，2025年第一季度干旱导致产量预期下调8%，直接引发中国采购价格指数（CNF）飙升12.5%。其次，由于基础建设的不足，巴西内陆运输成本占出口总成本比重达30%，港口设施不足导致2025年1月大豆出口量同比缩减59%，暴露出供应链关键节点的脆弱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大豆背后的美国资本，即跨国粮商寡头。

目前巴西耕地主要由巴西本土农场主、农业企业及投资基金持有，如：SLC Agrícola（巴西最大农业企业之一）和TIAA-CREF（美国养老基金），而巴西大豆背后的跨国粮商寡头通过控制仓储、物流、贸易和加工环节，对巴西大豆等农产品的供应链施加了强大影响力。

全球大豆贸易呈现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四大粮商（ABCD）主导的寡头垄断结构，这一格局在供应链转移中进一步强化。四大粮商通常与巴西农场主签订远期合约，提前锁定大豆、玉米供应，并通过垂直整合掌控巴西70%的仓储设施及主要港口码头，中国企业被迫接受“离岸定价+升水溢价”交易模式。

巴西大豆出口价格往往受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和四大粮商的定价机制影响。尽管四大粮商不直接拥有巴西耕地，但是通过仓储和物流优势，四大粮商可影响巴西大豆出口价格，使中国等进口国承担额外成本。

二是成本压力与产业链利益分配失衡。因中国大豆需求持续处于高位，巴西大豆出口升水，价格传导可能推高下游饲料和食用油成本，中国农企被迫承担额外成本。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反制措施直接推高进口成本。贸易冲突对中国农企的成本压力与价格传导机制形成双重冲击：一方面，关税壁垒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直接抬升进口成本；另一方面，下游需求疲软加剧价格传导阻塞，形成“高成本—低利润”的市场环境。

从关税壁垒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方面看，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的25%关税（2018年）及后续调整至10%（2024年）到84%（2025年4月9日），显著改变了全球大豆贸易的成本结构。美国大豆到岸完税价格（CIF）从2017年的340美元/吨升至2024年的594美元/吨，价格增幅达74.7%，直接挤压进口商利润空间。

中国转向巴西采购后，巴西大豆出口升水（FOB溢价）从2023年的15美分/蒲式耳飙升至2025年的85美分/蒲式耳，升水成本占进口总成本比例从3.2%增至17.5%。为对冲价格波动，企业被迫加大期货套保操作，2024年中国大豆进口商期货保证金占用资金规模同比增加42%。

而全球大宗商品金融化与地缘政治风险叠加，加剧价格波动向中国农业企业的传导。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合约交易中，投机资本占比从2010年的45%升至2024年的80%，导致价格波动率（年化标准差）从12.3%扩大至28.6%。2023年因资本炒作引发的大豆价格异常波动，使中国农企额外承担约23亿美元成本。俄乌冲突引发全球化肥供应链断裂，2024年中国尿素价格同比上涨38%，磷酸二铵上涨29%。大豆种植成本中化肥占比从15%升至22%。同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推高海运成本，中国农企进口成本持续增加。

从产业链利益分配失衡方面看，在大豆饲料市场，2024年中国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9%，大豆豆粕饲料需求萎缩导致压榨企业开机率长期低于60%，豆粕库存积压达98万吨。企业被迫以亏损价格（压榨利润-120元/吨）维持运营，无法通过提价消化成本。饲料生产端需求疲软，中国农企进口大豆的成本压力向下游传导受阻，形成“高成本—低利润”的恶性循环。

在大豆食用油市场，政府对植物油等民生商品实施价格干预，2024年豆油零售价同比仅上涨3.7%，远低于原料成本涨幅，企业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进口商—压榨企业—饲料厂—养殖户”大豆下游产业链条中，成本转嫁率从2018年的78%降至2024年的53%，中国的中小农企业因议价能力弱成为主要成本承担者，大豆产业链中更多的利润被大豆供应链上游的跨国粮商寡头和国际期货市场的投资者收入囊中。

三是产业竞争力不足。中国大豆产业链涉及进口贸易、压榨加工、饲料生产、种业研发等多个环节，基于不同的大豆产业链定位，中国主要农企可分类如下。

综合型粮油企业（大豆贸易与压榨加工）。中粮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旗下拥有中粮油脂、中粮贸易等子公司，年大豆压榨能力超2000万吨，主导进口大豆的采购与加工。益海嘉里（金龙鱼）是跨国粮商丰益国际在华子公司，依托全球供应链网络，年加工大豆超1000万吨，产品覆盖食用油、饲料蛋白等领域。九三粮油工业集团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加工企业，专注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压榨与食品级豆制品生产。

饲料与养殖产业链企业。新希望集团作为国内饲料行业龙头，年消耗豆粕超500万吨，通过优化饲料配方（如豆粕减量替代技术）应对进口大豆成本波动。牧原股份则是生猪养殖巨头，豆粕需求占饲料成本30%，依赖进口大豆的稳定供应，近年来开始牵头推进国内大豆种植合作项目。

种业与农业科技企业。大北农是国内转基因大豆研发领军企业，已获得多个抗虫、耐除草剂大豆品种的安全证书，并在南美（乌拉圭、阿根廷）布局转基因大豆种植，2024年海外种植面积超50万公顷。隆平高科通过参股公司杭州瑞丰生物推进耐除草剂大豆研发，2024年获批转基因大豆安全证书，目标提升国内大豆单产。北大荒集团是国内最大商品粮生产基地，2024年大豆种植面积2000万亩，占全国产量10%，重点发展高油高产大豆品种。

当前中国农企在大豆领域面临的技术难题为转基因技术滞后，美国、巴西转基因大豆普及率超90%，而中国目前仅批准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于加工，国产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尚未全面放开，导致单产差距显著。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因成本高、产量低，市场份额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持续挤压。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大豆的压榨利润率过低，而国际粮商通过全产业链整合（种植、贸易、加工）降低成本，挤压本土企业利润空间。而在“走出去”层面，中国农企的影响力仍然不足，巴西大豆到港成本中物流占比30%，国内企业缺乏海外港口与仓储布局，议价能力弱。

中国农企破局之道

一是加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中国农企在大豆贸易领域的破局，离不开技术创新驱动与全产业链升级的双重支撑。首先是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应用，美国、巴西等国的转基因大豆普及率超90%，而中国目前仅批准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于加工，国产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尚未全面放开。生物育种产业化使作物耐密抗倒适宜机械化作业，并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良耐旱、耐盐碱特性，可扩展边际土地种植潜力，提升我国大豆产量，减少对外依赖程度。

其次是高附加值产品开发。传统大豆加工以压榨和饲料为主，而现代技术可提取功能性成分（如植物蛋白、异黄酮）。例如，酶工程技术改进发酵工艺，提升豆制品营养与风味；超声波提取技术提高蛋白利用率，开发高蛋白功能性食品增加产品利润。推广物理挤压技术替代化学浸出法，降低豆油加工能耗与污染；除了作为饲料之外，利用豆渣开发生物基材料（如可降解塑料），避免产业链单一导致的资源浪费。

二是多元化进口来源，构建韧性产业链。除巴西之外，中国农企需强化南美次级产区合作，对冲巴西供应链波动。阿根廷2024年大豆产量同比增长8%，并扩建罗萨里奥港以提升对华出口效率，预计2030年对华出口份额将增至10%。乌拉圭通过转基因大豆种植许可（如大北农在当地布局50万公顷农田），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试点，其出口成本较巴西低12%。在非洲地区，农企可以开发有潜力的大豆产区，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通过中国农业技术援助（如杂交大豆种植示范项目），大豆产量年增长率达15%，未来或可分担部分进口需求。

除了协助开发之外，中国农企“走出去”也包括在海外种植基地与物流设施投资，增加自身影响力，如中粮集团在巴西收购12个港口终端，控制桑托斯港30%的仓储能力，直接参与大豆收割、仓储到运输的全链条管理，降低对四大粮商（ADM、邦吉等）的依赖。扩大技术合作交流水平，如隆平高科在阿根廷推广耐旱大豆品种，单产提升20%，并通过合资公司模式锁定长期供应协议，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大豆多元化进口来源的本质是“去中心化”供应链重构，需通过“新兴市场开拓+南美次级产区深耕+全产业链控制”三轨并进，辅以技术赋能与政策协同，方可构建抗风险能力更强的供应网络。在短期内中国农企需着手分散采购风险，长期则需形成“国内增产为主、多元进口为辅”的新市场格局，最终实现从对外依赖到主动掌控的大豆贸易战略转型。